试论简牍在我国古代语言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摘要]简牍是我国古代用来保存文字的重要载体，它对我们了解古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作用。简牍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对古代语言文化影响更为深刻。今天我们沿用的许多奇词妙语就来源于简牍。本文旨在探讨作为载体的简牍在我国古代语言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关键词]简牍;古代语言;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090-02
一种语言文化，都有与其特点相符合的载体，从考古材料和传世典籍可知我国古代我国的语言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载体。旧、新石器文化的载体是旧和新石器以及陶器等遗物，进入文明时期以后，龟甲、兽骨、钟、鼎与简牍、绢帛、纸张等，也都成为我国古代语言文化的载体。其中的绢帛与简牍是春秋至秦汉时期主要的书写载体。因为绢帛的产量有限和价格昂贵，其使用范围也非常有限，以竹木为主要材质的简牍则随处可见也容易制作，成为纸张发明前的最理想的书写材料，也成为我国古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
简牍，《说文解字》释“简”为：“牒也，从竹间声。”①段玉裁注曰：“按简，竹为之。”即把竹子锯断，剖成片，即成简，也称“竹简”。可见，“简”或“竹简”就是用竹片做成的书写材料。“牍”，《说文解字》释“牍”为：“书版也，从片，卖声。”段玉裁在释“简”字时说：“牍，木为之。”又《说文解字》释“片”为判木，段玉裁注“判木”为“一分为二之木”;又注“牍”字曰：“专谓用于书者。”“牍”是木片做成的书写材料，亦可称作“木牍”。“简”和“牍”的区别在于：简是竹片加工而成，椟则由木料做成。
竹简在竹子的选材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要是比较大的竹子都可以用作竹简。但是，木牍的制作，就有一个选材的问题。制作木牍的木材一般要求木质比较细，宜于书写，又要求产量比较多而木质不坚。从居延、敦煌和武威已经出土的木简和木牍情况看，一般多用红柳、胡杨和松树等作材料，因为该地区适宜于此类树木的生长，是以上地区比较常见的树种，易于就地取材。《太平御览》引扬雄《答刘歆书》“以铅擿松椠，二十七年矣”中的“松椠”，②《说文》释“椠，牍牒也”，《说文》：“然则(牍之)粗者为椠，精者为牍。”由此，扬雄所说的“松椠”，就是松木牍，即用松木做成的粗糙木片，经过加工，用于书写。
制作简牍，需要经过一定的工艺和制作过程。就竹简来说，是把竹子锯成一定长度的筒状，再把口锯平整，削平竹节，然后剖为竹片。竹片又要经过削刮，使之光滑而后才能用于书写。在正式书写之前，还要经过“杀青”的工序。所谓“杀青”，是以火炙烤竹简，令其出水以防虫蛀。《后汉书·吴佑传》：“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义见刘向《别录》也。”③李贤注曰：“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蠢，谓之杀青，亦谓汗简。”这一解释很有道理。
简牍作为文字载体在人们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规范。根据其形制、规格和约定俗成而加以命名，首先从它的幅度即容字的行数来看有尺牍，从出土简牍可知，尺牍约长23厘米，宽1厘米，厚0.2～0.3厘米，因其长度相当于秦汉1尺(1汉尺相当于今天23.1厘米)，所以称为尺牍或笼统地称为札，在尺牍上写字称为书札;两行，为记事便利有时采取加宽简牍办法，由原来1厘米增至1.5～1.8厘米，以便能容两行字;方，将木加以拓宽增加至五行更多，《仪礼·聘礼》中曰：“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④贾公彦曰：“不假编连之策，一板书尽，故言方板也。”觚，多棱体。古人有时为书写较多内容或习字，往往需要较大书写版面而不重视其规范性，为此可利用天然木材，稍加刮削即用于书写。《急就篇》曰：“急救奇觚与群异。”颜师古注曰：“觚者，学书之牍……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觚者，棱也，因有棱角故谓之觚。”觚基本上是木质，且多见于西北，内容一般都不太重要，但也有例外，如1977年玉门花海出土的七面觚，记录了一份珍贵的遗书;策，和“册”通假，简牍之策指编连若干简牍而成册。《仪礼·聘礼》中贾公彦曰：“简谓一片而言，册是编连之称。”《春秋左传·序》孔颖达疏：“单执一札为之简，编连竹简乃名为册。”简册相当于今天的书籍，注重史籍是我国2000年以来的传统，往往将史书通称为册书。其次，从简牍长度而言有：尺一，古时诏板长一尺一寸，故称天子的诏书为“尺一”，是皇帝专用简牍的称呼，以表示天子高于臣民的品格。《后汉书·光武帝纪》：“称皇帝，以命诸侯王……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二尺四寸”，专门用来记录儒家经典的简牍格式。《论衡·谢段短篇》有曰：“二尺四寸，圣人之语。”;三尺，《汉书·杜周传》有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裴松之《集解》引《汉书音义》曰：“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说明当时的法律条文是写在3尺长的竹简上的，如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的六号汉墓中出土的《仪礼》⑤简甲、乙、丙三种本，其中甲种本简长55.6～56厘米，乙种本简长50.5厘米，丙种本简长56.5厘米，都接近郑玄和贾公彦所说的以2尺4寸长简抄写《仪礼》的说法，从而证明史书记载的正确性。
简与牍同我国古代文化传承密不可分。特别在语言文化的运用上，如“杀青”，称呼以炙烤竹简使之出汗以利于书写和防止虫蛀的工序，现在引申为书籍定稿或影视剧拍摄完成;由此又引申出“汗青”称呼史册之义。
由于“简”多以竹子和木料做成，当它被写上文字之后，实际上就成了书籍，因此，古人称当时的书籍为“竹书”，如：《竹书纪年》就是以“竹书”名书的证明。古人把当时的法律写在竹简上，因此也称这种法律为“竹刑”，《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曰：“竹刑者，刑法科条载于竹简也。”汉代规定以3尺长的竹简书写法律条文，从而产生了“三尺法”与“三尺律令”等词。书写在竹简上的书籍既可以称为“竹书”，则书于绢帛上的书籍也可称为“帛书”，故《墨子·明鬼符》有“书之竹、帛，传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也有“先王寄理于竹帛”的说法。由于古代的书、史是用竹简、绢帛写成的，从而又引申出以“竹素”代替书、史的说法，如《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载陆凯谏孙皓疏中就有“明王圣主取士以贤，不拘卑贱。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颜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悦者也”⑥的话。由于当时用于书写的竹片又叫简，故古人又以“简素”代替“竹素”以称书、史。
试论简牍在我国古代语言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的价值与意义
史飞翔
2011年3月，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发现了一个古墓葬，因奇珍异宝无数，轰动一时。后经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证实，墓主系曾经的昌邑国国主刘贺。史书记载，刘贺为汉武帝之孙，在世33年，经历王、皇、侯三种身份的转变。公元74年，汉昭帝刘弗陵去逝，没有留下子嗣，当政的辅国权臣霍光将当时只有19岁的昌邑王刘贺拥立为皇帝。但刘贺昏庸无能，在位仅27天就被废黜，贬回昌邑，削掉王爵，故历史上称其为“汉废帝刘贺”。
刘贺在位时骄奢淫逸，荒淫无度，死后更是大兴土木。这从他墓穴的规模以及所葬之物就可以看出来。仅通往主墓室的墓道就长达百米，里面的石碑更是多得令人咂舌，主墓室上刻着“敕赐大明禅院”。主墓室里堆满金银财宝，各种珠宝玉器让人眼花缭乱。诡异的是刘贺的墓穴历经千载竟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盗窃，被称为“史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帝王墓穴”。
海昏侯墓是中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葬。海昏侯墓自2011年发掘以来，出土各类珍贵文物1万余件(套)，对研究中国汉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海昏侯墓之所以备受海内外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主椁室文书档案库发现了5200余枚简牍(包含残断简牍)，在主椁室各处发现了110枚签牌，内容大体包括六艺类、诸子类、方技类等。
2019年2月新华社报道，海昏侯墓出土简牍初步释读工作完成，相关成果发布。专家称在释读过程中发现了几种古代典籍的失传版本或较早版本，其中包括《诗经》《礼记》等儒家经典。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其中比重最大的一部分是儒家经典及其训传，具体包括《诗经》、《礼记》类、祠祝礼仪类、《论语》、《春秋》经传及《孝经》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目前存字最多的西汉《诗经》文本。
海昏简牍《诗经》现存竹简1200余枚。简文内容分为篇目与诗文，可以见到“《诗经》三百〇五篇”“《颂》丗篇”“《大雅》卅一篇”“《国》百六十篇”等记载篇目数量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海昏简本《诗经》的总章数记载为“凡千七十六章”(1076章)，与今本1142章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海昏简本《诗经》的发现，不仅提供了目前所见存字最多的西汉《诗经》文本，更有可能呈现出汉代鲁诗的面貌，为研究汉代诗经学增添了新资料。
海昏简牍《论语》有竹简500余枚，通篇抄写严整，书风总体庄重典丽，但存在变化，似非出于同一书手。目前可释读的文字约为今本《论语》的三分之一。文字较多的篇章有《公冶长》《雍也》《先进》《子路》《宪问》等，与今本有较多差异，用字习惯亦不尽同，如今本的“知”字在此本中皆作“智”，“政”皆作“正”，“能”皆作“耐”，“室”皆作“窒”，“旧”皆作“臼”;今本中表示反问的“焉”，简本皆作“安”。最引人注目的是，书中保存有“智(知)道”篇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表明此本应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齐论》。
海昏简牍《春秋》现存100余枚。西汉流传对《春秋经》进行注释的有《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研究人员根据文字较清晰的20余枚竹简初步判断可知，简文内容多同见于今本《公羊传》和《穀梁传》，也有仅见于《公羊传》者。其内容文句与今本有出入，也有不见于今本者。海昏简牍《春秋》与《春秋公羊传》关系密切，汉代公羊学盛行，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作为治国基本原则，海昏简牍《春秋》的发现是春秋经传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提供了《春秋》经的最早实物，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海昏简牍《礼记》类文献有竹简约300枚，包括《曲礼》《祭义》《丧服四制》等篇，有形制、书体各异的多个简本，还有一些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文，似说明《礼记》类文献直到宣帝时期仍处于“单篇别行”的状态。其中《礼记》类简与《论语》简形制和书体完全相同且混杂在一起，这说明《礼记》中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内容与《论语》关系密切甚至存在“交集”。这一点对于研究《论语》有重要价值。
海昏简牍有《孝经》类竹简文献600余枚，其内容与“孝”的说解和阐释相关。此外，还有体裁近于“政论”的竹简50余枚，诗赋类文献竹简200余枚，经初步释读，有《子虚赋》及暂定名为《葬赋》的汉赋，还有一部分歌诗。
海昏简牍中现存100余枚与祝祷、祭祀相关的竹简，可统称为祠祝简。这类简的核心内容是向神祝祷，以求福报。这类竹简很可能是海昏侯或昌邑王国祝官实际使用的文本。值得一提的是，简文中提及的五帝，是与五方、五色等相配的“五色帝”。五色帝在先秦文献中就已出现，汉代国家祭祀中有五帝祭祀，但传世文献中并未详载祭祀细节。明确以五色帝为祷祠对象的文献，海昏简牍为首见。海昏简牍中另有100余枚记录行礼仪式的文献，为礼仪简。
海昏简牍中有“六博”棋谱竹简1000余枚。过去发现的简牍文献多用六博占卜。海昏简牍中的六博棋谱尚属首次发现，结合既往所见六博棋局实物与图像资料，将进一步促进汉代宇宙观念、六博游戏规则等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
海昏简牍还包含几种前所未见的数术类文献竹简300余枚。其中有60余枚简关于阴阳五行、五方五帝，明确提到“五行金木水火土”“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鸟北方玄武”等。《易占》类竹简180余枚，简文并不直接抄引《易经》卦爻辞，而是利用《易经》作日常吉凶杂占的数术书。
海昏简牍中的方技书，大致有“房中”“养生”“医方”竹简约200枚。“房中”在马王堆帛书《天下至道谈》中记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虚”“实”而成为“十道”。“医方”可见部分方名，其中有与祛除蛊虫有关的方法。海昏简牍的方技书，是继马王堆古医书、北京大学藏西汉医书、成都天回汉墓医简之后又一批重要的出土医学文献，有助于促进我国早期医学文献和医学史的研究。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为了解昭宣时期的学术思想图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儒家学说及其经典的传布、演变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目前对海昏侯墓简牍的保护、研究还在进行中，相信随着全部简牍的修复、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对海昏侯墓简牍的内涵还会有新的发现和解读。
试论简牍在我国古代语言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书法这一蕴含丰富文化信息的艺术样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无可替代的独有的符号。这一文化符号随着汉字的演变发展而发展。简牍帛书的发现、出土和研究，对书法史、书法创作及书法理论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所以，探讨简牍帛书的艺术特色、价值意义，梳理其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对当代书法创作尤其是隶书创作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汉字简要的流变过程
首先，我们简要了解一下中国汉字从初创到逐渐成熟的过程。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研究，汉字的产生，最早可上溯至远古人类结绳记事、陶器饰文和刻画符号。伴随着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国文字的演变、定型、基本成熟当在殷商时期，其书写、留存痕迹是在兽骨、龟甲等载体上，统称甲骨文。
殷商之后，到周朝继兴，汉字演变历经西周、春秋、战国时代，汉字记载形式也多样化，钟鼎文、石鼓文就是其中的不同类型，各不同地域的诸侯国其文字也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汉字“一字数形”的现象比较普遍，各种样式的籀文(即大篆)就是当时汉字的记存、书写的表现形式。到秦始皇统一诸侯，形成统一的中央政权，逐步规制度、量、衡等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形态，实行“车同轨、书同文”，也将各诸侯国使用的汉文字进行规范，统一为小篆，汉字有了统一的使用和书写的形式。
篆书规范、成熟、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其使用的局限性，到汉朝建立后，汉字又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隶变”。这是一个由篆书逐渐演进为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快速书写的隶书的过程，是中国文字和书法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变革，也突破了汉字草创时期象形、指示、会意等造字准则而进入汉字具有实际应用意义的时代。汉字由篆书简化、快速书写演变而来的隶书，就成了一种结构规整、格调庄严的书体而定型化，在两汉、魏晋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稳定、发展并盛行。“隶变”的划时代变革，不仅成就了隶书的辉煌，对后期书法形式中的草书、行书、楷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在汉字演变的过程中，草、行、真(楷)这几种重要的字体也在书写者的实践中完成了初步定型，形成了汉字篆书、隶书、草书、行书、真(楷)书这五种基本书体。
盛唐以后，中国汉字结构、形态基本稳定，其艺术创造、书写发展也是在这几种书体上以不同的形式展现，书写、记载工具和材料也有了相对丰富的载体，作为文字留存形式的中国书法也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此后随着朝代兴衰，中国书法也自然起起伏伏，经历了由高峰到低谷、由低谷到高峰的波浪式演进，但总体的演进是基本稳定的。
二、简牍帛书的书法艺术价值及“隶变”意义
“简”是以竹板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的竹片条，也称为“竹简”。
“牍”是以各种木材制作而成的木片条，也称为“木牍”、“木简”。不论是竹简，还是木牍、木简，把这些书写了文字的多枚简、牍用绳索、皮条等串编在一起就称为“册”，串编起来的简牍册分类卷起来存放，就称为“卷”。
“帛”是缣、绢、素之类丝织品的总称，在其上也可用墨迹书写，存留至今的文字就叫帛书。由于丝、帛获得的成本要比简牍昂贵得多，更因为丝、帛历经年代久远，特别是做为随葬品埋于地下或散失遗落埋于地下后易腐易朽，所以出土的数量较之简牍要少。
前面讲过，简牍帛书书法，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适应快速书写的实际需要而形成的，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就以记载、留存形式而存在的书法艺术而论，其研究价值和模范意义也是深远的。就书法艺术本身来讲，墨迹、真迹是最重要的，简牍帛书正是这一特征的早期瑰宝。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古代书法作品，很多都是以刻石、铭文等形式流传下来的，而流传至今的墨迹作品很少，简牍帛书墨迹的珍贵在于它最直观的真实性。这些墨迹是由下层地方官吏甚至民间识文断字的非庙堂文人出于日常生活需要而形成的，往往展现出了不同书写者的风格和书写的随意性，充满了鲜活朴素的生机。在这些日常书写中，促进着文字和书体的演变，书写过程中的用笔习惯、书写认知以及对文字的理解等方面的文化信息都比较全面的反映在简牍帛书的墨迹上，因此，简牍帛书墨迹在书法上极具研究价值。
在上世纪初英籍匈牙利学者斯坦因和后来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等人盗掘发现新疆、敦煌遗存的简牍之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墨迹，是极少数流传至今的晋、唐时期片纸墨迹。而后来大量简牍帛书的发现，为我们展现了从战国中晚期甚至更早期到秦、汉及以后各个时期墨迹真品，这些墨迹真品真实的留存了古人的用笔意趣和书写习惯，从当代书法艺术的角度去分析，这些简牍帛书墨迹真品就成了今天书法学习、欣赏、创作最好的范本，所以，无论从那个角度、那个层面来讲，其宝贵程度都是难以比拟的。
从简牍帛书中研究中国汉字演变和书写的“隶变”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出汉字“隶变”这一过程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划时代意义：
(一)简牍帛书书法清晰的再现了汉文字“隶变”的重要过程
简牍帛书出土之前，人们无法了解秦汉以前隶篆并存以及汉字逐渐、长期演变的过程，汉魏碑刻，不能说明汉字演变的全貌，也不能证明秦以前文字(籀文)及秦篆(小篆)至汉隶的演变过程。只有这个时期的简牍(帛书)墨迹，才将秦汉文字、书法大变革的过程展现得一清二楚。所以，简牍帛书这一珍贵的历史艺术瑰宝，为我们研究字体的演变和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简牍帛书书法成为我国文字发展和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文字的发展和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是有一个漫长复杂的演化过程，一种字体向另一种字体演变，也是不同字体长期共存的，隶变产生字体体式定型、书写法则完备的隶书也是这样。在简牍帛书没有被发现以前，人们对于秦汉隶书的认识是模糊的、不全面的，对篆书到隶书的“隶变”过程不能做一个全面的解读和阐述，而南北方大量秦汉简牍帛书的出土，清晰地说明了隶书的逐渐演变脉络，将隶书的发展、成熟过程展示得一清二楚。
(二)汉字“隶变”的过程孕育了各种新字体
其实，篆书隶变、隶书定型成熟这一演变过程中，由于实际需要，比如快速书写等情况，早就无意识的孕育着各种新字体，如分书、章草、真书等，《说文解字•叙》中就记载：“汉兴有草书”。从出土的简牍帛书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简牍帛书时期各种书体之间的渊源关系。
分书：分书是隶书的一种，人们把带有明显波磔特征的隶书称为“八分书”。也称“分书”或“分隶”。汉末魏晋之际，“八分”这个名称才在典籍中出现。其中晋卫恒《四体书势》曰：“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关于八分书体，后世的解释极为繁杂多变，众说纷纭。据记载说是秦代上谷散人王次仲创造“八分书”。割程邈隶字的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的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1]。
章草：章草是继草隶而起的书体，草隶是隶书的潦草写法，结体仍属隶书体系。而章草仅用隶书的笔法，他破坏了隶书的结体，所以说，二者是有区别的，不能混淆视之。章草保留隶书笔法的形迹，上下字独立而不连写(古代都是自上而下书写)，是篆书演进到隶书阶段相应派生出来的一种书体。它属于草书由早期快速书写时期逐渐走向规范化过程中的一种体段，唐朝张怀瓘称之为“既隶书之捷”，是由隶书的简捷写法发展演变而成的，是隶书草化或兼隶、草于一体的一种书体，也可以说章草是草书中带有隶书笔意的一种书体。所以说，把当时规范化的、章法化的草书称之为“章草”，是十分恰当的[2]。
真书：简牍书法，也让我们看到了真书的萌芽。早期的真书参有隶意，结体方扁，波磔明显，因同源于章草，所以也叫“章楷”。《流沙坠简》中汉武帝天汉三年的简牍隶书已出现真书雏形，《居延汉简》中的寸楷大字“诏书”，下笔横起直落，虽属汉隶，也可更认为是早期的楷书。这时的真书尽管在简牍中所占比例很少，但他已为流行于魏晋两代楷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被汉代蔡邕简化为汉隶用作官方字体，有三体石经流传于世，时称楷书，也称为“真书”[3]。
(三)简牍帛书的“隶变”过程开创了新的书写之风
西汉武帝时期，中国疆域版图空前扩大巩固，特别是派使节出使交流西域(譬如有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屯兵西域边塞、经营开发河西、新疆一带甚至更远的西亚，东南荆楚之地经济文化繁荣、政权巩固，这一时期各地保留了大量的文化遗存，简牍帛书最好的保留了由汉字和书法承载的文化信息。简牍帛书书法，由于是文字在实际应用活动中的书写形式，其率意急就，不拘一格，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和崭新的书风。书法线条生气活跃，自由流动，呈现出多样书体、多种书风。这些来自下层书吏、官吏、屯兵边塞不知名的书家所创立的书法艺术成果，具有高度的艺术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艺术价值。简牍书法的书写意兴浓烈，运笔灵动活泼，随意挥洒，轻松自然，用笔姿态横生妙趣。加之简牍竖长的形制，竖写的顺序，形成了它竖为贯通，横为联络，既为均齐，又置错落的独特格局。简牍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它在文化、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综观简牍帛书书法，其艺术上的拙朴雄健、率意自然等书写特质以及书写者自然流露的情趣情性、审美意识等，都是特定历史阶段中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彰显了秦汉时代的总体文化精神和时代特征。当然，由于所处地域环境、文化环境、经济条件等因素的不同，简牍帛书书法艺术特点的形成和书风，南、北两地是有明显差异的。差异比较明显的如马王堆的简牍、帛书、银雀山的简书等展现的是典型的南方荆、楚简帛书风，笔划圆润、结体严谨、书写规整，与西北一带出土的大量简牍书法如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等有明显的书写区别。
三、简牍帛书书法的当代性问题
简牍帛书书法在书法史与书法艺术上的价值与意义是巨大的，自上世纪大量出土发现以来，各个层面的整理、研究热度不减，书法界也对简牍帛书一直进行关注，在不同的阶段被不同的书法爱好者、书法家和学者研究，汲取其丰富的艺术营养，在当代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再创造，辅之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一步加强对简牍帛书书法的研究，对当下书法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
就书法艺术而言，简牍帛书对当代各种书体的书法创作特别是隶书创作的影响必然会继续下去，面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局面，我们要借鉴汲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一)汲取简牍帛书书法的时代精神与营养
整个书法史和中国历史是同步的，秦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历史聚变过程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书法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秦汉时代的书法艺术在整个书法史上的影响也就随着剧烈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树立起了他的高度，秦汉简牍帛书的意义也在于此。从殷商甲骨文、周朝钟鼎文、金文、春秋战国时代石鼓文等古文字，到秦篆、再到体势繁茂多变的简牍帛书出现，汉字书写展现的雄健浑厚、朴茂自然的风貌为今天书法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营养。简牍帛书的书写在承继篆书中锋用笔的同时，藏露并用，笔法更加率性、更加丰富。因此，当代书法创作，要从书法的本源去探寻，准确把握汉字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每个重要时代、重要节点的转承变化，才能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特别是当代隶书创作，更要深研简牍帛书，深切体会简牍帛书书法的时代精神与气质，汲取简牍帛书丰富的文化信息和书法精神，创作出契合当代艺术欣赏习惯的优秀作品。
(二)准确把握简牍帛书书法的美学特征
简牍帛书书法是我国出土最早的法书墨迹之一，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的书写直观性，其最大的艺术特征在于它的自然天成。书写率性、无意成形，书写者都是在自然流动变化中完成的。简牍帛书书法在笔法和体势上不具匠心而又处处灵动活泼，体势伸展，神采飞扬，气象万千，意趣天成，形成了简牍帛书书法艺术的灵魂，即率性自然的美学特征。所以，在研究、临习、创作简牍帛书书法时，不但要准确把握其形与神的艺术特质，更要深刻理解其美学特征。
由于受传统书法认知及审美观念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书法界对于秦汉简牍、帛书这类出自低层书写者、文吏、官吏之手的书法艺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它系统的分析、研究、借鉴也比较少。近些年来，大批研究者和书法界开始重新审视、研究秦汉简牍帛书的书法艺术价值，开始认识到简牍帛书书法的巨大书法史价值，以及在各类书体演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中挖掘出了新的审美内涵和审美境界，在这一研究、借鉴的过程中，也对当代书法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引导作用。
(三)深入研究简牍帛书书法的书写特征
秦汉时期碑刻隶书一般的用笔是中锋运笔、藏头护尾、蚕头雁尾，这是秦汉碑刻隶书的一般特征。而简牍帛书书法都是墨迹原件，书写用笔特征更加丰富，我们可以把简牍、帛书分别简要分析一下：一是简牍书法，起笔一般也是“藏头”，这一类在北京大学接受捐赠收藏的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珍贵西汉竹简可以看到，这批竹简共有3300多枚，书写内容相当丰富。当然在其它简牍中也可大量看到这种“藏头”写法;但也有很多情况是切笔、露锋等各种笔法率意落笔，这一类在敦煌、居延简牍书法中非常多见。至于“护尾”，简牍书法并非每一笔“护尾”比如有些横划、竖划、捺划等，这比较常见。总体上简牍书法的笔划多采用方圆结合、刚柔兼济，字体舒展、夸张，甚至变形，开合有度。二是帛书，帛书留存数量较少，主要在马王堆等南方一些地域出土，有篆隶、古隶、汉隶等类别，其书写用笔各不相同，基本都有左波右磔、蚕头燕尾、方入尖收、有方有圆，而且用笔沉着、劲健。总之，简牍帛书书法用笔率意自然、能放能收、方圆兼用，毫无矫揉造作之弊，展现出了雄浑的笔势美和强健的笔力美。此外简牍中常见一些装饰性很强的夸张笔画(如竖划、捺划)，无意识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和艺术美。这些书写特征我们在当代书法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深入研究、体会、借鉴。
(四)细致解读简牍帛书书法的结构艺术
在研读简牍帛书书法时，我们要尤其注意它的结构特征。书法艺术的美就在于用线条表现汉字的字体结构，书法艺术依托于汉字，书法创作者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审美意识无不体现在汉字线条的生发艺术实践中，书法结体的平衡、对称、统一、高低和书写的动静、缓急、侧正、粗细等各种艺术因素，在简牍帛书书法作品创作中，都有集中体现。所以，研究、借鉴简牍帛书书法时，要以理论的高度解读它的结构艺术。
从大量的简牍帛书留存中我们可以看到，“方圆结合”是简牍帛书结体的重要特征，另外还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结体特征，即倾斜形、环拱形与宽疏有度：
倾斜：简牍帛书大都有一种惯性的倾斜，这是由于当时的书写条件和书写者姿势决定的。
环拱：环拱形是由于快速书写的惯势，形成整个字形右侧笔划向左侧环拱、环抱的形态。
宽疏：简牍帛书中有很多参差不齐的夸张用笔，如竖划、捺划、弧形笔划等，所呈现出一种宽松率意而不松散、形散而神不散的艺术效果。这种宽而不散、疏而不漏的特征，对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借鉴作用。
由这些结体特征可以看出，简牍书法独特的结体艺术之美。纵观中国书法史，自秦汉简牍帛书以后的书体结构，虽然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有丰富的发展变化和更加成熟的结构，但是，之后的各种书体结构的形成完善，无不受秦汉简牍书法的影响。
(五)领会简牍帛书的章法布局
综观简牍帛书书法墨迹，其展现给我们的艺术形式即章法布局之美，在我们研究、学习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虽然受当时书写材料形制的限制，在文字布局、笔划表现等方面都受到的约束较大，但是当时的书写者还是艺术的表现了字与字之间互为照应的整体协调之感，给人以美的享受。虽然没有自觉的章法可言，但整体参差错落，其形式的分散、错落只是符合实用目的，正是这种无意识的书写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性，令人叹为观止。
历代书法家无不崇尚自然而反对矫揉造作。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4]。刘熙载在《艺概》中谈到简牍书法的章法布局时也所说到：“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大如一行及数行，一幅及数幅，皆须有相避相形，相互相应之妙”[5]。所以，在研读、学习简牍帛书书法时，要把握好自然、率意的尺度。若在率意与随意，自然与草率之间不能很好的把握，就会流于粗造化和简单的形式化。
(六)简牍帛书书法的当代创作
简牍帛书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承载汉字“隶变”重大意义的简牍帛书无意识的非功利性，即其质朴的美学价值对当代书法创作的价值启示。当代中国书法创作的功利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浮躁局面，书法创作者在名利驱使下不能潜心研究书法的艺术规律和发展规律。所以，学习、师法优秀传统，不仅要学习其自然、活泼、生动的一面，还要思考其单纯、率真、纯正等艺术特点及其所折射的书写心理状态，才能更好地表达书法艺术的当代性。
还有，就是当代书法创作特别是简牍帛书的当代书法创作，还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简牍书法从一开始就被一些研究者和研究理论定性为“民间书法”(当然不可否认这些书法大多数出自地方低阶层官吏、文吏、甚至民间)，所以，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思考它在书体演变过程中的变革意义，用理性思维去认识他的存在，要以时代进步的眼光和书法理论意识去认识简牍帛书书法，以当代书法家的学识、修养、气质以及情趣把俗世化的“民间书法”艺术再现为具有“书卷气”的当代艺术。
四、总结语
秦汉简牍帛书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珍贵遗产。当代书法工作者研究、借鉴、学习简牍帛书书法不只是一种书体形式的摹写和模仿，而且是一种书法精神的追求，更是一种书法理论的提升，系统、全面继承和发扬秦汉简牍帛书中蕴含的文化信息和书学意义是当代书法家的历史使命所在。
书法创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需要当代热衷于传承、传播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工作者的内在修养、坚持和人文情怀，所以，当代书法家少一点功利，静心书学，是当代书法进步发展的有效途径。
有学者说：“书法史使人能够从历史的高度考察书法的演进与流变，了解各代各家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当今发展的动态，广收博取，避免偏狭与盲目”。谨以此语结束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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