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纸是一个中文单词,拼音是Lù西北和埃库特n、 “论文”一词在古典文学中常用,意思是对话修辞或思想交流。如今,论文常常被用来指在各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并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集合14篇

纸是一个中文单词,拼音是Lù西北和埃库特n、 “论文”一词在古典文学中常用,意思是对话修辞或思想交流。如今,论文常常被用来指在各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并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论文。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的文章14篇 ,欢迎品鉴!

【篇一】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提要]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农业农村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但农业农村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党中央、国务院适时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笔者根据我国“三农”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对农业农村工作从关键点、着力点和保障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由点带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小农户;现代农业;财政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3月29日

   乡村振兴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国家战略,强调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那么如何实施呢?笔者认为应首先理清乡村振兴的关键点即如何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效对接,并围绕三个着力点即建立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做文章,再辅之以三个保障点即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全社会的资金投入、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全方位的制度供给,在此基础上由点带面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

   一、乡村振兴的关键点: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对接

   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发展农业的最优选择,但我国的国情是农村人口众多,到2016年底常住在农村的人口还有近5.9亿人,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人,按70%的城镇化率计算,仍有4.5亿的人口将住在农村。这么多的农村人口,要吃饭要就业,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业,完全抛弃小农户的生产方式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国的耕地有很大一部分在丘陵、山区,只適合精耕细作而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因此,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对接成为唯一的现实选择。

   (一)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先进理念相对接。所谓现代农业,是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包括两方面主要内容:一是农业生产物质条件和技术现代化,利用先进的科技和生产要素装备农业,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生物化和化学化;二是农业组织管理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区域化和企业化。顺应现代农业的要求,小农户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要学习现代生产经营理念。第一,要重视对科技的学习和引进,在育种、栽培、饲养、土壤改良、稳产高产、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积极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要顺应传统农业的发展方向,向观赏、休闲、美化等方向扩延,向假日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等新型农业形态靠拢;第三,要由重视数量的发展转变为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发展,以便获得可持续性。因为只有生产出高质量的农产品才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才能实现产业的增值和事业的发展;第四,要树立环保的意识,现代农业同时也是生态农业,要重视对土壤和水源的保护,在生产出健康农产品的同时,维持好乡村的青山绿水。

   (二)小农户与全社会的资金和科技支持相对接。首先是国家财政会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和投入配套的补贴资金,之后将撬动全社会的资金,如金融资本、农业资本等的相继投入。其次是合理引导小农户。第一步是使其回归本源,即如果其在城镇没有合适和稳定的工作,就建议其选择回乡就业和创业,缓解目前存在的大量空壳村的问题。第二步是使其找准政策的施力点,然后积极跟进。如其居住地是平原地区,拥有大面积的耕地,那么国家必然将促进土地的合理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时应建议小农户以合理的价格或以土地参股的形式把土地流转出去,自身则选择到农业企业中去就业或以自有资金和贷款创业。第三步是使其随时关注国家的补贴政策,及时准确地填报、更新自己的信息,以便能享受到国家政策红利,实现年年增收、生活富裕的目标。

   (三)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特征:企业化、组织化和市场化相对接。小农户今后应转型为设立家庭农场,逐渐发展成为小微企业,建立企业化的管理制度,保证产品质量,不断壮大自身。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农民合作社组织,成为股东,并有组织地进行生产和销售。另外,还要建立大数据平台,运用“互联网+”的模式,连接生产和销售,进行市场化运作。即在种植和生产之前,就由合作社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与消费者建立联系,确定价格和种植、生产的品类,产品生产出来以后,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这样就省去了中间环节的利润分成,保障了农民增收。目前的问题是,虽然我国合作社的数量2017年已接近200万家,但真正按合作社经营的却凤毛麟角。而合作社只有做大做强才能发挥组织农业产业链、让农民分享增值收益的作用。弱小的合作社与相对强大的农业龙头企业如何整合,成为我国农业全产业链组织机制合理化的重大难题。

   二、乡村振兴的着力点:构建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因为它涉及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村的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以及农民的增收等诸多方面。乡村振兴的适时提出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而着力点在于建立现代农业的三大体系。

   (一)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产业体系主要解决的是农业的供给质量效益和产业发展的问题,要点是按市场规律调节要素和产品市场,实现高端化和融合发展。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与供给不足的问题同时存在,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因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对农产品的多重需求,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升。应着力于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优化农业资源配置,调节农业产业结构,推进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转型协调发展。同时,延伸农业产业链,在农产品种植出来以后让它进入加工、流通、仓储、运输等领域,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全产业链的增值。

   (二)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生产体系解决的是如何种地和提高生产能力的问题,要点是科技进步、全程机械化作业和生态绿色生产。我国的农业生产过程、手段和技术是不断进步的,已经从完全依靠手工、畜力转向了依靠机械和技术进步。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是56%,农业全程机械化率大概是65%,在小麦这个特定产品中,农业的全程机械化率已经突破了90%,高的地方甚至达到了95%。今后要在这方面继续发力,同时要重视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提升和发展农业,优化农业生产方式。另外,要加大在生态环保领域的投入,尽力保持住乡村的优美环境和人文景观。 (三)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经营体系是解决谁来种地和经营成效的问题,要点是发展组织化、集约化的生产和经营,就是把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优化组合,发挥出更大的效益。因此,应着力建立和发展生产经营者队伍,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提升农业经营效益。同时,建立健全农业经营利益分配和联结机制,确保农业经营者和农民增收。特别是要发挥农民合作社的作用,真正按照合作社的模式经营,使其成为联结农户、农业企业和市场的纽带,既使各方受益,又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

   三、乡村振兴的保障点:资金投入、要素市场及制度供给

   乡村振兴正如一艘巨轮已然起航,要想使它乘风破浪前行,就要给它充足的动力保障,而资金、要素市场和制度正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一)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全社会的资金投入。乡村振兴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农村现有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严重滞后,远不能适应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16年末,中国仍有31.3%的行政村未进行集中供水,有80%的行政村未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有35%的行政村未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至今为止,中国的村庄几乎都没有地下管网、污水处理、供热供气等设施,城乡差距很大。农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也不能满足需要。另外,我国在农业领域的财政支出虽多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但效率却不高,存在着多头管理、投资分散、对象失准、截留、挪用等问题。本来应集中支持大宗农产品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生态安全的资金,却部分投入支持了大量营利性的龙头企业、服务于高端消费人群的农业企业等,这样的情况亟待改变。令人欣喜的是乡村振兴已定为国家战略,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支持,定会逐步的推出,而财政资金因有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必须要和政策配套,实现精准投入,并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最终撬动社会资本的跟进。

   (二)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健全政策体系,改革体制机制,破除一切障碍,推动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促进公共资源按照市场的规则在城乡的均衡配置。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完善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制度和宅基地的相关制度。赋予农村土地等资本的功能,使其可抵押,获得融资能力,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推动农业经营制度适应市场竞争的规模和变化,吸引全社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向乡村流动。同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如适应农业的要求,培养技术型农民,使其懂栽培、会管理、善经营,逐步向家庭农场主方向发展;对于区别于“下地农民”的“地畔农民”,由于其已长时间基本脱离了农业种植业,而又居住在农村,主要应致力于把他们培养成专业的农业产业工人,使其能在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中充分就业;对于居住在农业旅游区和大型农业园区的农民,要用先进的旅游、休闲、养老、环保等理念培养他们,使其能在相关第三产业中找到合适的工作。

   (三)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供给。第一,完善制度,实现乡村的治理有效。中心在于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完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强化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夯实乡村治理的基层基础。第二,改革和完善乡村土地制度和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坚持市场为主导,农户、企业为主体,合作社为辅助,释放个人、集体、社区和各经营组织的活力。第三,健全相关的财政和金融等投融资、补贴等保障制度,解决农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应探索社会资本支持乡村振兴的财政奖补机制,对长期投入的企业给予更多财政支持、贴息政策和配套项目投入,推广农业项目PPP模式、特许经营、参股控股等方式。要全面建立以县为主、省市适当补助、县域封闭运行的涉农贷款风险金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券,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以此激发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积极性。第四,建立人才培育保障制度,培育一批善生产、懂技术的职业农民和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干部队伍。第五,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制度,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保持乡村的良好生态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1]陈锡文.实施乡村振兴战备推进农业现代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5.

   [2]党国英.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依据与实現路径[J].社会发展研究,2018.5.

   [3]蒋永穆.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乡村振兴战略:内涵及路径[J].社会科学辑刊,2018.

   [4]魏后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及难点[J].社会发展研究,2018.3.

   [5]四川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智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认识与道路选择[J].农村经济,2018.5.

【篇二】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2020年使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重要一年,疫情的爆发激起了我们每个人的爱国热情和爱国意识。国家也为我们做了许多安心的行为。也彰显我们中国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政党优势。

  2020“爱你爱你”从大家钟爱的谐音就可以看出对今年有很大的期许和憧憬,有人说,21世纪的10年代已成过去,20年代的大门向我们打开;

  也有人说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步入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幸福充满希望的时代。是否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在新年伊始,我们国家爆发的大型的疫情,病毒名为新型冠状病毒。原本迎接春节热闹非凡的市街因为这看不到摸不着的小小病毒变得冷清,说其人迹罕至也不为过。就算在傍晚也没有了悠闲散步的人,唯一能听到的只有带着口罩的环卫工人扫把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和广播中循环播放的注意事项。在家中的人们并没有因为能在家长时间休息而欢呼雀跃。反之,每天打开手机看新闻,看着飙升的各种不利数据而忧心忡忡,也担心家中在外打工的家人的安全。这是继03年非典后中国又一次面临的大型疫情灾难。没有疫苗和特效药,通过飞沫转播,潜伏期在14天左右,这些都加剧疫情在我国的蔓延速度,短短的一个月就从一个省至一个国。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源远流长历史的大国,临危不惧是我们遇到事情的解决态度,这次的抗疫中,我们同样也制定出了快速且正确的解决方案。这得益于我们的制度优势,制度是什么?是指统治阶级为实现阶级专政而采取的统治方式、方法的总和。包括国家政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各种制度。当然,除了制度上的优势还有必不可少的积极乐观的态度。

  1.制度优势 非典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有些遥远,但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受了一遭。从恐惧不安到镇定放心,这些都得益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政府为我们做的一切。在抗击疫情的前期,河南省政府的做法被网友们录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上,还掀起了一番不小的浪潮,省内人在视频下方评论自己为身为是中国人,是河南人儿骄傲。而省外的同胞们纷纷投出羡慕的眼光,并暗示自己的地区政府多对河南政府进行学习。这些小小的调侃和互动看出了我国制度的优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没有居高临下的地位,而是打入人民内部,将任何工作做到实处,做实事、做正事。

  都说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防控结果和治理能效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制度优势。首先,中国制度的最突出优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相统一,保民主真正可以落到实处。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医院卫生所等各种公共医疗部门,可以不计经济效益,全力治疗新冠肺炎患者。

  2.政党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几十年的风雨中带领人民走上小康生活,带领中国在世界舞台展现雄姿,功不可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中央集权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党中央对于国家大事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具有强大的公信力,一声令下让武汉这座数千万人口的交通枢纽城市停止交通运输,控制了向外输出病原的出口;

  14亿中国人待在家中,闭门不出,街巷上空无一人,将病毒“闷死”;

  空军紧急运输设备和物资数万吨;

  数万名医生奔赴前线;

  召集大量的工人投入到一线的工程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仅用了十余天便完成了建设;

  广大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投入到抗击疫情的一线为人民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在中共中央的号召次下,举国上下数以亿计的群众响应号召,配合国家和党做好疫情防控,串门,不聚集,居家隔离。同时有无数志愿者站出来,勇敢的协助国家进行疫情防控工作,他们奔波在大街小巷、车站和机场、从山村到城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着,万众一心、团结奋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将群众放在首位,形成了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抗疫格局。将联防联控、人员调动、物资筹集、人民生活保障、财政金融保障做到极致。这次疫情也看出了,我国的政党优势是无可比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国家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要条件。

  3.文化优势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悠长的历史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医学方面也为我们留一下了一副副奇方异药配方。比较著名的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有《黄帝内经》等等。而在疫情期间,有一位明朝的大夫他的研究结果拯救了上千万名患者的性命。他的名字是吴又可,他是我们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位研究传染病的医者。因为他对自己猜想的坚持,排除异己,奋勇研究,破解了缠绕在军营中的恶疾。在当时,他的药方就拯救了大部分士兵的性命。在这次疫情中,中医学者依照他的配方并进行改进研究出了针对这次疫情的奇方,许多患者从鬼门关拉回。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优势,发展了五千多年,各领域上的伟人也不计其数,他们虽与我们未身处同一时代却在默默地帮助我们的发展祝我们繁荣。

  3.中华民族在面临灾难时的积极态度 从疫情开始爆发到现在接近平稳,其中饱含了中华民族人民的乐观态度。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看来,积极乐观的民族运气也不会太差。与外国友人交谈时,他们总会说中国很乐观、热情。在长期的发展中,我们的祖先发现了,乐观对待一件事情比悲观对待它的结果会更好。所以,我们从小都被教导要乐观生活。

  在疫情期间,网络上总有人上传医院中的各种情况。在视频中我从未看见过一个悲伤的表情,每个人都是笑容高挂,从病人到医护人员。病房中也没有压抑的气氛,有学生趴在病床上一笔一划认真写作业;

  也有人在健身锻炼身体,希望自己能快快恢复,早日出院;

  还有人在窗前吟诗作赋……在病房外,医护人员为了给自己加油打气,将自己的信仰写在防护服上,激励自己。这些行为,是我们民族积极态度的代表。

【篇三】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论文摘要:自建国以来,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新的基础。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大学生是青年中具有特殊优势的群体,新的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生长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大学生,幸逢盛世,既是无限幸福,值得羡慕的一代,又是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一代。我们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大学生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浅谈我对当代大学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引言

  大学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目标追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差:既崇尚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又在利益问题上趋于急功近利;他们往往只注重专业学习,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基本常识,也就不能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而远大的理想。面对这些挑战,大学生必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文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大环境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其价值观的塑造。在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只有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价值观,才能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当代自己。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未来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和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当代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学习中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科学定位人生。

  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我们只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社会主义意识大厦基石的作用。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从身边做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变我们现在经济还不发达,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要把握好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个人理想,为社会大理想做贡献,用个人理想来促进社会大理想。同时,我们既要严格要求好自身,也要带动周围的同学朋友一起坚定这一伟大的理想。

  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大学生时刻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赢得尊严的精神支柱;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富强、文明、和谐的力量源泉。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更是要知道如何去爱国,爱国不是要我们在发生中日矛盾时举着旗帜到处游行,到处砸人家的丰田汽车;爱国也不是一大帮大学生在新浪网上叫嚣着要爱国,却发现自己的英语四级还没有过;爱国更不是学校早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操场上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我们可以从尊重国旗,尊重国歌做起,来体现我们的爱国之情;我们可以像周恩来总理那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来表达我们的爱我之情。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需要我们这些时代的接班人来发扬光大。同时,大学生还应该积极主动的去了解社会动态,国际新闻,了解社会的发展方向,积极思考创新,对社会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四、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只有知荣明耻,明辨善恶美丑,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我们大学生要接受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道德规范。把社会主义道德实践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陶冶良情操。并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勇于指证他人的错误、不规范行为,为创建良好的社会风气而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总结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一定要牢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融入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以积极的心态和科学的方法,不断陶冶人性,健全人格,提高素质和能力,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为了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篇四】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论文摘要:自建国以来,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新的基础。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生气的力量。大学生是青年中一个具有特殊优势的群体,新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在这个伟大时代长大的大学生,幸福逢盛世,是无限幸福,是值得羡慕的一代,也是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一代。我国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林的历史使命,大学生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意义。因此,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讨论我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引言。

  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历史使命。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目标追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的对比:崇尚真正美丽的精神境界,在利益问题上急功近利的他们往往只重视专业学习,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基本常识,也不能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远大的理想。面对这些挑战,大学生必须实践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正文。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大环境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其价值观的塑造。在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只有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价值观,才能称为。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当代自己。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未来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和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当代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学习中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科学定位人生。

  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我们只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社会主义意识大厦基石的作用。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从身边做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变我们现在经济还不发达,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要把握好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个人理想,为社会大理想做贡献,用个人理想来促进社会大理想。同时,我们既要严格要求好自身,也要带动周围的同学朋友一起坚定这一伟大的理想。

  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大学生时刻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赢得尊严的精神支柱;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富强、文明、和谐的力量源泉。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更是要知道如何去爱国,爱国不是要我们在发生中日矛盾时举着旗帜到处游行,到处砸人家的丰田汽车;爱国也不是一大帮大学生在新浪网上叫嚣着要爱国,却发现自己的英语四级还没有过;爱国更不是学校早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操场上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我们可以从尊重国旗,尊重国歌做起,来体现我们的爱国之情;我们可以像周恩来总理那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来表达我们的爱我之情。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需要我们这些时代的接班人来发扬光大。同时,大学生还应该积极主动的去了解社会动态,国际新闻,了解社会的发展方向,积极思考创新,对社会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四、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只有知荣明耻,明辨善恶美丑,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我们大学生要接受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道德规范。把社会主义道德实践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陶冶良情操。并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勇于指证他人的错误、不规范行为,为创建良好的社会风气而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总结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一定要牢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融入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以积极的心态和科学的方法,不断陶冶人性,健全人格,提高素质和能力,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为了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篇五】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论依法治国》

  摘要:依法治国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依法治国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依法行政。只有在政府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情况下,才意味着法制的真正建立和完善。

  关键词: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宪法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复杂些说“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些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

  从结构要素来看,依法治国是合三为一,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它是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的统一。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主导,发扬人民民主是实质,严格依法办事是基本内容。

  一、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志,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二是司法机关依法约束行政行为。依法治国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依法行政。只有在政府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情况下,才意味着法制的真正建立和完善。依法治国要求各国家机关严格依法行使权力,依法处理国家事务,治理国家。行政机关对公民、社会起着榜样作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大部分由行政机关执行。因此,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将从总体上决定我国能否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以实现国泰民安,促进国富民强。董必武早在50年代就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即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依法办事。”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能否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能否坚持依法治国,实行依法行政,关键在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他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实行依法行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曾经付出沉重代价而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依法治国方略确定下来,必将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性进程。

  三、依法治国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经历了一个长久的历史过程。建国后,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有过重大挫折,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与国际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他深刻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同志虽然在其著作中没有用过“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提法,但是他对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从而为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整套原则,为我们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勾画了一幅准确、完整、清晰的蓝图。

  四、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证明,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还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有其客观必然性。计划经济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隶属关系,其应有的物质利益被忽视,经济自身的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不被尊重,维系这种经济关系的主要方法是行政手段。在这种体制下,由于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法律手段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

  五、依法治国是实现现代民主的保障

  现代民主的实现必须依靠法治作保障。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十二亿人民不可能人人都去执掌政权,而只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权机关,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为了保证这种权利的行使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根本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定和实施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并保证这种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来确保政府为人民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政权机构制定良好的法律并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按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办事,就是从根本上体现并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否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可以按个人的认识、愿望、意见和主张任意处理各种问题的,自己的权力是无限的,是可以不按民主程序办事的,就有可能滥用权力。同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各种权利、权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和民主方法等,如果没有完备和良好的具有极大权威的法律予以全面确认和切实保障,是根本靠不住的。十年“文革”的悲剧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宪法这一根本大法成了一张废纸。而在法制健全的条件下,公民权利的行使,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公民的权利如果遭到侵犯,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救济。

  六、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

  在中外历史上,“法”字一出现就具有正义、公正等含义。法存在的合理性,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生活本身始终存在的三个矛盾,即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秩序与自由的矛盾、权威与服从的矛盾。如果人类社会没有法这种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社会正义必将难以维护,社会自身的发展和存在都成问题。每一个历史时代,法的内容与形式以及法的精神,都同该时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彼此适应,是该时代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标尺。一部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演变的法律制度史,使整个人类文明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民主与法制是属于制度文明的范畴。再现今的历史条件下,家长制、一言堂、搞特权、权大于法、政府权力不受法律任何制约,公民权利得不到法律有效保障,但然是不文明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法律,要么专制主义盛行,要么无政府主义猖獗,自然也是不文明的。同时,法律作为一种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手段,可以保证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得到稳定、协调、持续地发展。由于法律和道德的互相渗透与作用,通过立法和执法,还可以促进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建立、发展与传播。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学法、守法,而且要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严肃执法,从而影响和带动全体公民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篇六】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对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观的外部环境、政策本身的属性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等方面,关于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学界则鲜有涉及。政策作为政策系统最直接的输出产品,在本质上体现为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其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作为研究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政策地位的评判标准从四个方面体现:政策制定主体地位的高低、学者关注程度的大小、执行部门是否联合行动、政策最终作用对象的广度。在此基础上,判断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过自上而下、承上启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径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

  关键词:政策系统;政策终结;政策地位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7-006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政府购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19BZZ10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體系建设研究”(16JJD840009)。

  作者简介:张桂敏(1987-),女,石家庄人,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王轲(1982-),男,河南泌阳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吴湘玲(1967-),女,湖北通城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

  自“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提出政策阶段论之后的20年时间里,有关政策科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定方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始于“趋后倾向”,特别是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等人编写的《执行》一书的面世,“政策终结”开始走进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至此,政策系统在理论层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环,包含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终结的一系列环节。所谓政策系统,是指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进行互动调适的动态系统。换言之,政策系统是一个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政策子系统,如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终结等,所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并与政策环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政策子系统在政策系统中并不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一直是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关于政策终结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策终结不重要或者相对简单。相反,政策终结长期以来并不如预期中那样一帆风顺,各种或潜在或显性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政策顺利终结的障碍。

  如何作出政策终结?终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终结的后果是什么?这些构成一个“政策黑箱”,困扰着研究者。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对相关的影响变量展开研究,但政策地位,即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一直未得到足够关注。无论政策的地位高低,其都是政策终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变量,将政策地位作为切入点对政策终结作出补充性、专题性的研究,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相关研究的梳理

  (一)政策终结的概念梳理

  对研究主题展开分析的第一步是明晰关键性概念,因此在对现有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对政策终结的概念作一简要梳理。从字面理解,政策终结就是一项政策的终止或结束。Brewer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与项目的调试,大凡政策与项目无法发挥功能或已成为多余或过时,甚至不必要时,则将政策与项目予以终止或结束”[1]。Deleon从广义层面定义政策终结,认为它是政治当局对某一特殊的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经过审慎评估的过程之后,而加以结束或终结[2]。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政策终结概念的界定多见于教科书中的一些参考性解释。在台湾学者林永波看来,政策终结隐含着旧有东西的终止和新期望、新价值的建立。张康之从利益分配视角提出,政策终结本质上是一种政策资源及其利益重新配置的机制[3]。陈振明、张金马、陈庆云等人在Deleon的概念架构下提出,政策终结是决策者在审慎评估之后,通过必要的措施,对错误、过时、不必要的政策予以终止的行为。

  从对政策终结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终结涉及到资源、利益以及各种价值的交锋和重配,能否顺利实现终结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间暗潮汹涌的博弈结果。政策一旦被制定,便具有了生命力。政策终结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如若没有任何激励措施,政策制定者之间难免出现利益冲突,甚至导致终结停滞[4]。再加上利益集团受“沉没成本(sunkcost)”的束缚会竭力保留原有政策。恰如张金马早年所说,政策终结并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一种人为的政治行为[5]。此外,即使当局者意识到政策存在过时、无效甚至错误进而需要对其进行终止,在当前渐进主义决策模式的情境下,政策终结也很难进入人们的认知转变,甚至不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内,因为当事人更多是以政策的修补、调整作为逻辑出发点。

  (二)国内外关于影响变量的梳理

  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阈作出解说。其中,广被认可的是Deleon在1978年提出的政策终结障碍的经典理论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其中总结了具体的变量:心理上的不愿意、组织机构的持续性、动态的保守主义、反终结联盟、法律上的障碍、终结启动的高成本。Dery、Frantz持同样观点。Krikpatrick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归结为终结联盟的反动、动态保守主义、启动成本、立法障碍和恐惧或不确定性。以上几人的表述虽有细微差别,但对于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解释却殊途同归。Gevamay认为组织的特性和终结的内在成本是阻碍政策终结的两大主因,Harris却仅仅将限制因素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部分学者直接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简化为对组织持久性的考虑以及终结的代价(包括情感、政治、法律以及财政等的考虑)两个方面。里斯蒂娜·亚当等人认为,政策的变迁抑或终止是经济发展、政治竞争、利益博弈以及行政管理走向专业化的副产品[6]。概言之,国外学者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分析,可大致归为三类:客观因素、驱动因素以及限制因素[7]。

  国内已有研究多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聚焦在心理上的抵触、组织的持久性、反对集团联盟、法律障碍、成本障碍。除此之外,陈振明指出,社会舆论通过新闻传播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政策终结的第六大障碍[8]。陶学荣、王锋认为,政策评估的缺失也是本该终结的政策迟迟无法合理终结的原因之一[9]。刘雪明等认为,典型事件、政策评估、环境变化、公共舆论、领导者的领导力五大因素紧密关联共同影响公共政策终结[10]。王振波则将政策终结的根源归纳为:不合规、不合法、不合情理、缺乏必要维护,即聚焦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分析政策的终结[11]。

  纵观既有研究,政策终结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也不一而足,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区、文化以及政府不同层级的政策终结,各个变量所起作用不一,很难批判不同变量对政策终结影响的大小。然而,在当前研究中鲜少涉及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从而削弱了现有理论的逻辑解释力,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地位在政策终结中的影响作用作出尝试性研究,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二、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处地位的判断标准

  政策作为政策系统的直接输出产品,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各政策参与者之间利益角逐的产物,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实质就是明确承载公共权力的政策参与者在政策系统中是如何寻求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政策参与者,既指直接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组织和个人,也指受政策影响反过来又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组织和个人。具体到判断标准,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策制定主体的地位

  政策制定主体特指拥有法定决策权的高层组织或个人,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组成并领导整个决策过程。在政策终结过程中,政策制定主体(包括权威机构、政治精英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奠定了政策本身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政策能否顺利终结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政策制定主体层级与政策所处地位呈正相关关系,也即政策制定主体层级越高,政策所处地位就越高,对于政策加以终结就越难以实施。

  同时,政策制定主体从另一方面也反映政策位阶的高低,政策位阶与政策地位成正相关关系。例如,上升为法律层面的政策相较于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稳定性和权威性也较强,再加上政策本身的生命力,要使其终结往往要大费周折,不仅耗时,也会面临不可预期的抵触心理和抵制行为。

  概而言之,政策制定主体通过主体层级以及政策位阶两个方面折射出政策所处地位,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基础标准。

  (二)专家学者的关注程度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查尔斯·O.琼斯指出,组织机构一旦结成共同体,就会有效地威胁政策终结行为[12]。尽管专家学者不直接参与一项政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但却可以通过研究报告、与会发言、网络书信等渠道表达政策意见。同时,他们一般以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为依托,构成学术共同体,利用团体专业技术优势活跃于政策终结的舞台上,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带来共鸣、提出参考性方案,对政策地位具有溢出效应,即专家学者表达意见的初衷是确保政治当局制定决策的科学化,同时也间接构成影响政策地位的重要力量[13]。

  专家学者对于某一项政策的关注度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终结的催化剂,在引导公共舆论走向的同时,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判断标准之一。诚如詹姆斯·E.安德森曾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方向基本由公共舆论确定。普通民众心中,专家学者本身就代表相关领域的权威,对于哪些政策需要被关注、哪些政策需要被终结,专家学者所发表的意见犹如一颗“定心丸”,影响民众认知,间接框定政策的范围和方向。当某一项政策引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评论时,说明这一政策在政策系统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一旦被发现政策不合时宜或存在过失、错误,政策终结便较为快速、顺畅。相反,一项政策如若未能引起专家学者关注,说明其相对于其他政策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无足轻重,那么关于这一政策的终结便出现复杂局面:在不影响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沉没成本的潜在影响,政策当局往往会抱有“打擦边球”的心理,对需要终结的政策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只有在影响社会整体利益或团体自身利益时,才可能会采取被动措施加以终结。

  (三)执行部门的联合状况

  恰如张金马所说,政策终结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人们主动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14]。这种显著的人为性致使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终结都需要借助相关的执行部门和一线执行者加以落实。在实践中,执行部门可能是单个部门“单打独斗”直接执行终结,也可能是多个部门“抱团”联合执行终结,这可以说是判断政策地位的另一重要风向标。若是单个的执行部门则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政策影响范围较小,所处地位不高,进一步讲,政策终结过程中所遇阻力较小,较易实施;如若是多个部门联合执行,则表明这一政策影响范围相对广泛,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政策走向终结就存在较大阻力,期间难免牵涉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权力抗衡,终结过程的推进势必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整体表现为一种政策均衡格局下的暗潮涌动。

  (四)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

  政策是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换言之,政策具有指向性,直接指向的群体便是政策效力辐射的对象。所谓的政策作用对象,即政策直接作用与影响的公众群体或那些受政策规范、管制和调节的社会成员,亦即受政策影响的目标团体[15]。顺言之,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可以理解为政策事件辐射到的目标团体的数量,具体到本文指代全体民众、部分民众抑或是特殊利益群体。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直接影响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成为重要判断标准之一,这是因为政策作用对象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政策,相反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走向。如果政策事件涉及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民众,且走入公众的视野范围,那么政策制定者在群体压力下就不得不对政策予以足够重视,权衡利弊作出审慎理性的决策,如此,政策不言而喻所处地位较高。例如,三峡工程实施时需要移民数十万,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自然将政策提升到政策系统的显著地位上来。反之,政策事件只是涉及到部分民众,且范围较小,则地位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政策作用对象范围越广,对政策地位的影响力越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政策地位會受一些极端情况的影响,即政策尽管影响对象范围狭窄,但如果是具有利害关系的特殊利益团体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集团,则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也会呈现出较高的态势。

  三、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

  通过对政策系统中政策地位判断标准的分析,大致可以确定在现实实践中政策地位的高低。通过政策地位的确定,来探析其对政策终结是否会产生影响、影响程度怎样、又是通过何种形式体现这种影响程度的,才是笔者的目标所在。

  (一)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

  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指的是决策者对某一政策的关注度,进而由决策制定者对政策是否需要终结作出主动判断。对政策进行终结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策立法活动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无法很好实现政策最初的目的。尤其是上升为法律的政策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本身就意味着政策终结会陷入难以摆脱的窘境。正如美国政策学家托马斯·R.戴伊指出的:“政府的方案很少會被终止。……一旦一项政策被政府制度化了,它就特别难以终止。”[16]

  其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是政策难以终结的根本原因。政策终结与其说是一项新政策的起点,毋宁说是决策者复杂利益之间重新洗牌的信号灯。正如Easton从经济学视角所阐述的,政策的形成实质上是政策制定主体围绕着特定的政策议题,为各自利益展开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博弈的结果,即政策是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17]。政策一旦终结通常意味着既得利益者要承受一定的损失,为避免这种损失或者将损失降到最低,他们往往会千方百计阻扰政策终结。

  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存在明显的寻利动机。这种寻利的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有时两者合二为一)。在利益冲动下,夹裹着政府利益的政策即便与公共利益相冲突,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决策者也会基于利益驱动而想法设法保障政策的执行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现终结能力不足的障碍[18]。甚至,政策终结会忽视公民话语权,背离公共性原则和公益性目标,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的现象,加重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

  其二,考评晋升机制和任期制导致的政绩工程是政策难以终结的内在驱动。考评晋升、任期制促使地方行政首长偏好于关注见效快、实施周期短,但却可能与地方实际发展不相适应的政策来实现政绩目标,这些政策一般在决策领导者任职期间不会出现终结的趋势。例如,有些地方领导通过打造一些政绩形象工程来取得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获取政治资本,实现自身的政绩目标、政治前途和利益追求。最鲜活的例证就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层出不穷的“政绩锦标赛”。此外,人事变动也会对政策终结产生重要影响。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凸显着制定者或决策者的“人格化”,决策者在考虑终止某项政策时,主观上其实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遭遇了失败的结局,任职期间政策一般鲜有终结[19]。一旦发生领导者调任、离职、辞职或者辞退开除等情况,新一轮领导者的更替多数意味着政策注意力的转移,政策发生终结的情况较为多见。

  (二)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

  所谓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指媒体力量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其中隐含专家学者的意见、民众的关注。无论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传播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许多政策实践表明:媒体在政策地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进而影响政策终结。尽管其不能直接对政策终结产生影响,但作为非正式舞台上最为积极的活跃者,它们可以依据对相关新闻事件、专家学者言论的筛选、过滤、编排,从外围推动政策议程的走向,形成政策压力,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20]。具体来说,媒体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器、专家学者意见的风向标、社会舆论变化的发酵剂。

  当媒体对某一项政策关注度较高且持积极终结态度时,其背后必定涉及众多参与者,则政策终结较易进行;反之,持消极或阻碍的态度时,政策终结的进程通常是缓慢的甚至出现停滞。托马斯·R.戴伊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中说:“当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必须回答记者的问题,必须对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必须对编辑意见做出回应时,媒体就在直接施加影响于政府的决策。通过呼唤民众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媒体就在间接地影响着政策制定者。”[21]在戴伊看来,精英们依靠媒体来界定“社会问题”,进而制造“问题”,媒体的关注度引导社会公众的聚焦点,通过大量的报道宣传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进而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最终迫使政府部门作出终结那些不合时宜、无效的政策的决定。

  此外,媒体的权威性和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反应程度也是政策终结的重要影响变量。这是因为媒体一方面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又对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产生间接影响[22]。换言之,媒体既影响政府官员,又影响民众。在媒体对一项政策持温和的接受态度,则改变现状、终结政策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相反,该项政策引起了媒体的激烈反应时,各种或隐性或显性的风险就随时可能爆发,倒逼政策制定者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终结那些无效、过时、错误的政策。如由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就是在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的持续跟进和转载下迅速发酵,成为焦点事件,最终促成政策的终结。

  (三)自下而上的抗争终结

  所谓自上而下的抗争终结,亦即社会民众对政策终结作出的反应。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民众将自身权力交付给政府部门代为行使,民众对其进行监督,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本质上理应体现民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国家起源论也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出现以及政府部门的设立都是民众行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23]。但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制定时常出现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或损害社会大众合法权益的情况,因而政策的执行便会遭到社会自下而上的排斥,进而引致社会大众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集体式抗争,迫使政策制定主体终结原有政策。可以说,社会公众的抗争是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和助推力,并多数通过邻避效应引发导致。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民众由于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对于一项公共政策是否终结可能存在分歧,出现“跷跷板”现象,此时,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的大小是决定政策终结成败的关键因素。若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超过反对力量,则政策终结的目标便会顺利实现[24];反之,政策终结将会失败。

  结语

  政策终结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诸多要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涉及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主体。面对政策终结中错综复杂的价值冲突和利益诉求,各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立场,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形成不同的政策终结联盟,对政策在政策终结中的地位产生“滚雪球式”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政策的终结[25]。政策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过程系统,符合效力递减的规律,无论其地位的高低,其必然的宿命都是走向终结抑或消亡。但通过对政策地位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有条理地对政策终结作出客观、全面的理性判断,政策主体可以对那些低效、无效、过时的政策及时加以废止,实现真正的终结,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副作用的滋生,最大化政策终结的效能,保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而达到政府善政、国家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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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G5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7-0-01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DonnellLM,ElmoreRF.Gettin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篇八】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千百年来,不同的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上交相辉映、相互激荡,积淀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而且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作为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流的遗产,丝路精神并非中国独享,它一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一带一路”构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首先,它体现了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和发扬。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丝绸之路精神,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今天,更需要将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在文明交流史上续写灿烂篇章。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充分体现了互信和互利的精神。“一带一路”建设将贯穿“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经济和人文合作为主线,不搞封闭性的集团,不妨碍既有的多边机制。

  其次,与以往西方地缘政治学者所认为的包括中亚在内的欧亚大陆腹地是全球战略竞争中心不同,“一带一路”构想旨在使中国发展引擎所驱动的地缘经济潜力,形成巨大的正外部性,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所共享。它展示出中国将自身发展的宏伟愿景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愿景相结合,将“中国梦”和“亚洲梦”、“欧洲梦”相连接,支持有关国家改善民生、增加就业和工业化的努力,积极为沿线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让有关国家安心、舒心、开心。为了消除一些国家的疑虑,中国庄严宣布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而是要相互坚定支持,做真诚互信的好朋友;要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 三

  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构想寄托着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愿景,对于丝绸之路中国国内段和国际段都有着重要的发展意义。

  其一,从国内段而言,这是一个引领未来中国西部大开发、实施向西开放战略的升级版。西部地区拥有中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与13个国家接壤,陆路边境线长达1.85万公里,但对外贸易的总量只占中国的6%,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所占的比重不足10%。因此,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最大的潜力在西部,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的主攻方向也在西部。西部大开发已实行了15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未来的西部大开发,需要建立在对内对外开放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向西开放,使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南亚、西亚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得以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东西部均衡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

  其二,从国际段的中国紧邻区域而言,这一构想符合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方向。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内正式成员的中亚国家、俄罗斯等都面临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安全与合作是推动组织发展的两个“轮子”,而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该组织元首峰会和总理会议的重要议题。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存在一定的互补性。特别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地跨欧亚、南亚、西亚,有一定重合,大都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通过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合作,有关国家都可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其三,从整个国际段而言,这一构想展现了中国发展区域共赢合作的新理念、新蓝图、新途径和新模式。构想提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力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描绘出一幅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经济大走廊,其东西贯穿欧亚大陆,南北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连接的新蓝图。构想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新途径,以战略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和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与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如上合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东盟、海合组织和欧盟等合作协调发展,可谓讲求实际、高度灵活、富有弹性。中国将以带状经济、走廊经济、贸易便利化、技术援助、经济援助、经济一体化等各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与沿线国家共同推进欧亚区域经贸发展,这种创新的合作模式,可以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总之,中国政府倡议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自身发展,而且惠及亚洲、欧洲、非洲乃至世界,对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繁荣与和平进步具有深远意义。可以预见,这一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宏伟蓝图必将在各国互信合作中得以实现。

【篇九】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新常态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重新审视课程性质和特点,回归课程和教育教学原本。本文针对现在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从课程定位、教学模式和长效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课程内涵和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18(2019)02-0137-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9.02.061[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一、引言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核心课程,也是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的重要渠道。新时代高职院校如何定位“形势与政策”课,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并构建长效机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二、“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等三个特点。

   (一)理论武装时效性。理论性是指该课程理论性强,要讲好“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必须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比如中东局势为代表的国际局势类的问题就涉及诸如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等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涉及诸如战略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陆)海权论、文明冲突等军事、地理、历史、政治多学科的相关知识。该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综合多学科相关知识背景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才能将相关的焦点、热点讲透说明,否则就热点讲热点,就焦点讲焦点,流于表面而影响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该课程时效性强。根据教育部社政司每学期初下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选取半年内发生的要闻组织教学,而国际国内的焦点热点瞬息万变,不可能有固定的教材,甚至本周的课结束后,下周的课讲什么内容都要重新严格界定和组织。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理论性还是时效性,对教师的要求都非常高。而理论性和时效性同时集聚在该课程里面,教学难度更可想而知了。

   (二)释疑解惑针对性。根据理论的时效性特点,“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和直面学生的问题。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被划人理论课,但实际讲授中,理论只能是一条隐形的支撑线索,更多的还是针对一个个鲜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不同于高职院校一般的理论课,前者重例有理,后者重理有例;前者具体鲜活,后者抽象概括;前者要透过大量纷杂的现象点明本质再回到现象本身,难以有固定的模式套用,后者逻辑分析和推理过程都有理可循。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经常直接面对来自学生的各种质疑和问题,现实而敏感,差异性大而又有相似之处。如何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任课教师极大的考验,也是“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点。

   (三)教育引导综合性。如上所述,“形势与政策”课不仅要求任课教师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综合利用各相关学科理论和背景知识,更要有针对性地回答来自学生的各种问题。学生所提问题,从三观缺失到大学生活适应,从学业迷茫到失恋迷失,从网络时尚到人际关系,从社会万象到人间小事,纷繁杂呈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形势与政策”课要想起到教育引导作用,教师要综合考虑学生各种情况,要掌握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特点,使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使学生不失时机地实现智力发展,逐渐促进学生优良思想品质的形成。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观念和重视不到位。高职院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到位,对课程重视不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思政课“无用论”的观念根深蒂固。长久以来,对思政课的厌倦,几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几乎把思政课与“洗脑”“无聊”等字眼直接挂钩,很多教师甚至是学校领导也把思政课归入鸡肋课程行列。第二,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专技轻思政的传统。第三,高职院校的思政课的生存空间逐步被实习实训、顶岗实习、技能大赛和考证侵吞。于是,“形势与政策”课学分少课时少,任课教师之间以及与专业课教师之间各自为政,大班上课成为常态。

   (二)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在大多数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一般归属于三类——带其他思政课专任教师、辅导员和学校行政人员。第一类教师能上但不愿上,能否上好还是未知数。第二、三类教师愿意上但很难上好。这三类教师分属不同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课堂教学。同时在这三类教师中,中级职称和本科学历的人员居多,比例高达60.5%,高级职称和博士学历的教师严重缺乏,占比不到7%。这三类教师一般教学任务繁重,在完成授课任务之余,难以留存科研工作所需的充足时间和自我提升的学习精力,繁重的教学任务在客观上也制约了教师继续学习和教研活动的开展,因而导致部分教师职业能力水平低下难以胜任教学工作。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够丰富。高职院校许多教师仍然采取满堂灌式教法,有的更是集中起来作报告。这样的教学形式往往会抑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总处于被动学习,兴趣和激情就得不到有效调动,于是开小差、迟到、旷课、睡觉也就成了普遍现象。另外,有的“形势与政策”课仍然是教师一支粉笔、一本讲稿、一张嘴的授课方式,网络化、数字化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没有充分利用,有些教师做的PPT课件,充其量是对传统板书的简单代替,达不到应有的教学辅助效果。

   四、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重视程度和教育观念双到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是全方位的,而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质是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应关注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全面发展。“形势与政策”课不是单纯地灌输时事热点,而是磨砺学生的双眼,使其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机械地进行道德大义说教,而是磨砺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是强制式的头脑洗礼,而是引导学生的灵魂,在带人中发现差异,在对比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如果“形势与政策”课有幸能让学生搞清楚“我是谁”,那么接下来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就顺理成章简单自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势与政策”课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就能呈现出来。因此,高职院校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人力、财力上,还是政策、组织、措施上都给予足够支持,确实保障其健康和持续发展。 “形势与政策”课只是一门课程,但其课程改革和建设发展离不开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根本问题,也是高职院校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各类课程教学改革的根本方向。高职院校办学都面临经费、生源、师资以及大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是具体而不能绕开的办学实际问题,直接关乎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将课程性质与办学定位、办学实际相结合,在综合平衡中找到真正适合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起点。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找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不被各种光鲜艳丽的教育潮流所迷惑。否则,人云亦云始终走不出困境。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构建良性发展的基本框架。

   (二)构建课程改革的基本框架。首先,加强师资队伍多元化建设。专业教师结构配置要多元化。专任教师要“好”,辅导员和行政人员要“能”,其他专业课教师要“愿”。选拔那些政治素质强、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技能丰富的作为专任教师,形成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选拔经验和阅历丰富的辅导员及行政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充分发挥多学科融人的优势。切实提高“形势与政策”任课教师的地位,让其他专业课教师“愿”加入其中,并在统一规划和有力领导下,塑造良性的竞争状态和发展趋势。当然,多元化不是无底线,而是让“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构成形成良性互补和充分竞争的良好态势。另外,专业教师成长多元化。在教师成长类型上。教学效果良好的任课教师应多鼓励和支持其赛课、评课,培养“以赛促长”“以赛促建”和“以赛促学”的软环境;在教师成长激励上,要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政策支持相结合。在教师考评上,实现学生评教、同行互评和学校考核相结合。在职称评审上给予关注。

   其次,规范教学内容和管理。“形势与政策”课没有固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却有一条不变的红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围绕这条红线,模块化每学期的教学内容以确保教学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结合教育部的“教育教学要点”,可视化每学期的教学专题以确保教学内容的统一性。发挥教研室的作用,标准化备课、编写教案和制作课件以确保教学内容的規范性。另外,课程管理规范化,课程由谁组织协调、由谁布置实施、由谁负责考评,高职院校要出台文件务必落实到各具体职能部门。

   (三)课程改革重在形成长效机制。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和基本框充其量只能算是制度设计,并不是实施过程更不是结果。因此,高职院校应该在具体教学组织和实施过程中,随着各种问题的暴露,不断结合本校实际,摸索和建立起一套长效机制,并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灵活多变的优势,实施一校一方案和一课一方案的“四一工程”,走特色发展之路,走创新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

   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教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集中体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瓶颈或许不是选择规范性、系统性的教学专题,而是如何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参与进来并入脑人心。因此,应充分考虑各学院以及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编制课表,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充分激活专题,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为导向调动学生的兴趣;充分研究高职学生的特点,找到起点代人理论,内化于心;充分利用热点分析、主题演讲、时政报告、现场辩论等多样化教学手段,提高课程互动比重,激发学生思考,外化于行。

   五、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各种实际问题,高职院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该在了解课程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综合本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找到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进而构建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框架,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特色发展模式。

【篇十】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本文从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出发,通过分析当前民生财政建设的不足,从如何构建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化民生财政管理模式的角度出发,进行关于民生财政建设的若干思考,并提出了能够提升民生财政建设水平的若干建议,以便为相关财政工作者提供参考,力争全面促进财政事业向前发展。

  关键:民生财政建设若干思考

  民生财政,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财政体系,伴随着我国对民生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民生财政建设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大关注,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生活保障领域、就业领域等重点领域,民生项目的投资更是呈直线增加态势。无容置疑,民生财政建设已成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点项目,在当今社会经济体系不断深入改革的今天,我们如何从“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角度出发,对关于民生财政建设做出详细思考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伴随着经济的良好发展,社会事务需求也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也引发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民利益诉述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改善民生建设的难度,民生建设改善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要知道,民生财政是“庶政之母”,加强民生财政建设能有效缓解社会经济压力,消除社会经济矛盾,确保社会经济得以长久稳定发展。以下就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展开分析。

  1.1、是实现“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改善民生财政建设,宏观角度上是要求财政建设从社会经济体系架构改革出发,立足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而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创新,特别是在社会保障领域、教育领域、住房保障领域、公共卫生领域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消耗,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种不同的社会需求,进而达到“中国梦”与“人民梦”的相互统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民生基础。

  1.2、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多方面要素支持,宏观角度上要求通过科学规划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财政分配功能作用与地位,着重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把财政支出向人民群众保障领域转移,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包括公共卫生医疗设备、教育、社会住房等社会服务问题,进一步缓解社会民生矛盾。

  1.3、是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具体体现

  数据表明,2012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普遍增长,且多数地方占到了当地公共财政支出的50%以上。以安徽省为例,据财政厅厅长罗建国说:“2012年,安徽省民生支出3161.2亿元,增加553.8亿元,增长21.2%,占全省财政支出近80%。”一系列数据说明了民生支出比重正在不断优化。可见,加强民生财政建设,必须把财政支出重点向人民群众公共需要或公共服务转移,解决公共服务不到位的局面,进一步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建设。

  2、民生财政建设面临的问题

  2.1、管理体制问题

  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财政拨款的形式也向复杂化、多样化趋势发展,政府投资形式也更加多元化。然而,财政管理体制中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决策权都在上级领导手上,下级领导空有管理头衔,却无法实施正确的管理权限。这种不平衡的决策方式,使得地方政府压力加大,导致很多民生政策无法落到实处。除外,由于财政局财政管理的组织建设不完善、财政管理人员配置不合理、职能分配不明确。财政局在进行财政管理工作时,缺乏健全的财政管理监督与控制体系,甚至出现私自挪用单位内部资金、私设账外账,避开财政监督把单位预算外的收入据为私有,进行公款玩乐等情况,严重影响了财政局的经济利益,民生财政建设受到影响。

  2.2、财政约束问题

  从现阶段我国政府的财政决算预算看来,财政管理模式单一,无法精确、完整地反映出政府的债务、资金等情况。从财政局发布的财政预算信息来看,财政报告不够全面,对资金使用细化不到位,存在多方面不足,极容易滋生腐败行为。由于财政资金管理缺乏足够的公开透明度,这种模式下的财政报告也缺乏足够的约束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生建设工作开展的难度。

  2.3、资金管理问题

  首先是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相关的一些民生领域尚未完全向社会资金开放,再加上社会公益、慈善等民生领域制度建设不健全,使得社会资金流入民生建设领域的渠道单一,民生建设支出仍然需要附属财政投入。

  其次是民生资金使用存在“越位”与“缺位”现象。民生建设项目虽然遍布社会各大民生领域,然而发达地区却相比于经济欠发达或者偏远地区更为深入。

  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水平较高,在这种经济条件较好的大环境背景下,出现“越位”的情况就比较多;而在经济落后地区,由于受到经济限制,一些应用政府承担的民生领域得不到相应的建设,多会出现“缺位或不到位”的状况。显而易见,民生建设现阶段还存在明显的资金管理难题,出现地区建设不平衡现象。

  3、完善民生建设的'几点可行性策略

  民生建设工程意义重大,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针对当前民生建设工程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加以改变,才能提高民生建设水平,以更好地发挥民生财政对扩内需、调结构,促和谐的多重效应。

  3.1、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的过快增长。通过把财政支出向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设施等方面转型,凸显社会公共保障在国民经济总值当中的比重,加大公共设备与产品的供给,努力做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与社会性公共服务相互统一,让民生建设项目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得以服务大众,服务社会。

  3.2、要以财政改革为先导,强化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实践证明,行政改革与财政建设制度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政建设制度的变革会引发行政建设改革同步改革。因此,财政制度改革可以作为先导,现行一步进行改革,引导政府行政改革。例如通过将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整合到统一的平台,加强对单位基层和管理层的内部控制,确保财政管理记录、财政报告信息和其他财务管理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完整性。在企业岗位设置上,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激励机制、决策机制,建立科学的考核标准,制定比较合理的,操作性强,有激励性的考核方案,形成相互激励、相互制约为主体的运作模式,以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

  3.3、继续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照顾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基层政府。民生建设工作不仅联系着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与处室,与千家万户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一些欠发达地区及基层政府事权、财权不匹配,财政财力不足。民生建设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建设。对于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应重点建设,而一些地处偏远,远离中心城区的地区应充分放权,给予优惠政策,大力鼓励其快速发展。

  4、结语

  民生财政建设工作的进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目的不单是为了优化民生管理,同时也是为了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配置使民生财政建设发挥最大的功能效应,从而改变人民群众生活环境,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关于民生财政建设做出思考,以找出提高建设水平的可行性策略,对于实现民生建设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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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杨志安,闫婷.关于民生财政本质的探讨[J].商业时代,2012(17).

【篇十一】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论文关键]形势政策,公民教育

  [论文摘要]公民教育视野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公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就要求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受教育者,让青年学生在形势政策教育中受到公民教育的熏陶。

  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全面而系统地探索现代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促进现代公民教育,对于加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具重要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德育教育的理念弱化

  高校德育教育工作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提倡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然而,当下封闭性的高校德育教育缺少与社会热点的追踪,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和层次性,因此,当处于年轻气盛的高校学生在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如房价过高、贫富差距悬殊、看病难、看病贵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时,传统德育教育灌输式的方法效果不佳。

  (二)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指采用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我国公民教育会产生媚俗的影响。大众文化时代使得个体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我们批判大众文化,但却无法拒斥大众文化,例如网络上宣传暴力的游戏内容和宣传颓废精神的视频等。

  (三)公民意识培养薄弱

  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体现为高校学生对于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的认同与遵循。目前,高校存在重视公民义务教育,而忽视公民权利教育,注重的是臣属公民角色的塑造。教师作为权威,基本以大班讲课的.方式进行灌输,学生参与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此外,学生的公民参与大都是被动的,大学生往往处于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作为公民参与相关活动是被动式的,无法彰显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二、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的意义

  学校公民教育属于德育的范畴。形势政策教育的关键,在于切实把它融入公民教育的全过程,转化为当代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所谓“融入”意味着有机结合和渗透,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建设和公民教育工作不应该是“两张皮”,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才能“润物细无声”,使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内容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三、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加强我国公民教育全过程的主要途径

  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全过程,也就是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同公民教育的内容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同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注重意识培养

  应当注重增强高校学生的法制观念,提升道德品质,使他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鉴别力。同时,学校德育工作借助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对时事热点的传播,可以促进学生对多种价值文化产生思辨,以增进大学生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二)多开设相关形势政策教育讲坛、论坛

  公民意识的培养必须经历认知、情感、意向和行为的四个阶段。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建议多开设相关的形势政策教育的讲坛、论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聆听。要通过国内热点形势的阐述,引导大学生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当下可以结合建党90周年来回顾党史,重走长征路,体验国家发展等,为大学生提供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成功范例。

  (三)建立价值坐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努力发挥模范的榜样作用,特别要注重身边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可亲可信的优势,引导广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使广大学生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推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

  把形势政策教育与校园建设相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自我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要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在校园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总之,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两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回顾党史,总结经验,引领学生更好地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媒介,更好地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正是当下我们形势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赵晖.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中国公民教育目标与内容体系的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篇十二】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今年的春节,受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疫情的影响,上至封城、下至封村,大家都被迫宅在家里。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诸如疫情严重的地区医疗资源、生活物资匮乏;经济受挫,特别是服务业、旅游业受损巨大;许多人有家不能回,或者宅在家里出不来……疫情的背后,引发了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呵护自然。

  我看过一幅漫画,一块木板置于一座山峰的峰头上,木板的两端分别是一只熊和一个带枪的猎人,左边的熊露出了锋利的牙齿,举起了熊爪,想要攻击猎人。而右边的猎人正拿着猎枪瞄准了熊,看似胜券在握。

  实际上,我们发现,其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他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无论谁受伤害,另一方都将失去平衡从而掉入万丈深渊,双方只有都相安无事,才是最好的结局。这种平衡,也是人与自然应该追求的平衡。

  作为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可以吃的,能吃的何止千万?像极了漫画中的猎人,完全是胜券在握,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请记住一句话:存在的便是合理的,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存在多年,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要寻找的是一种共生的环境,是一种平衡,而不是对它们痛下杀手!“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中国文化中凝聚着很多平衡的智慧,就连《孙子兵法》这样专门论述战争的经典,最高境界也是一句追求平衡、和谐的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即便胜券在握,每一场战争都是胜利的也不是最好的结果,能够做到不战就给对方威胁,两者相安无事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也应该成为人类在面对野生动物时的信条,成为人与自然,或者说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生活的智慧。

  其次,我们应该敬畏自然。

  我们来细数一下那些从动物身上的病毒逐步演变成人类的灾难的真实案例。

  艾滋病:艾滋病病原可能源于非洲灵长类,最近美国科学杂志指出,黑猩猩通过捕食红冠白脸猴和大疣鼻猴而分别感染了两种猴免疫缺陷病毒(简称SIV)。这两种病毒再在黑猩猩体内发生重组,产生新的SIV,人类在猎食黑猩猩的过程中感染了SIV病毒,而造成现在全球流行的 HIV-I病毒,即艾滋病毒。在马来西亚流行的“尼巴”病毒,就是人们为了多养猪而乱砍滥伐森林,结果由携带尼巴病毒的果蝠粪便污染猪饲料,而使猪患病,然后再由病猪传染给人 。

  汉卓病毒:澳大利亚出现的汉卓病毒,同样是由于人们在这里伐木建养马场,由果蝠粪便污染马饲料,马发病后传染给人 。

  埃博拉出血热:在刚果和苏丹南部交界处埃博拉河流域流行的埃博拉出血热与当地人喜欢生吃大猩猩、猴子等灵长类的肉有关 。

  猴痘病毒:2003年6月,当我国的SARS病情刚刚缓解时,美国传来了由猴痘病毒引起猴痘暴发流行的消息。猴痘又称猴天花,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可通过病人、疫畜的体液传播 。

  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很自然的联想到最近同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澳大利亚山火持续近五个月,5200万哺乳动物,6200万鸟类,3.89亿爬行动物,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东非蝗灾爆发,饥肠辘辘的沙漠蝗虫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规模和破坏力史无前例,整个东非恐深陷蝗虫危机。西班牙暴雪突袭,汽车只能在“雪墙”之间通行,社会只能停课停工。美国爆发40年来最致命流感,已有6600人死亡……

  这些案例无一不是在告诉我们,人应当对自然保持敬畏,敬畏自然,实际上也是在敬畏人类自己。

  最后,我们应该感恩自然。

  我们知道,人类的衣食住行与自然密切相关,如穿的羽绒服、皮大衣,吃的猪肉、牛肉,用的木质家具,坐的木船等,都是自然给予我们的。外出旅游,所面对的历史悠久的大足石刻、风景优美的西湖,都是自然的杰作。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源,给予人类无限的美好。人类并没有感恩自然,反而在不断破坏自然。在《大自然在说话》中,自然母亲说:“你们的行为决定你们的命运,不是我的。我是大自然,我将继续存在,我随时都在进化,而你们呢?“人类天真地以为自己是食物链的顶端。但是,没有底端的资源提供,什么都不是。

  幸运的是,人类渐渐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弥补,例如:支付宝上的蚂蚁森林,目前已经在荒漠化地区种植树木超过1亿棵;长江从今年开始禁渔10年;许多国家开始禁止使用某些塑料产品和一次性产品等。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人类则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本就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或许这些举措相比于人类已经破坏的大自然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补偿,但“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蝴蝶扇动一次翅膀,可能远处会引发一起海啸。做出一件节约资源的小事,可能会降低一种动物灭绝的可能性。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点滴努力不断的累计,终将汇流成河,一齐流向人与自然和谐的大海。

  “起初,没有人在意一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呵护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我们每个人当为此尽自己绵薄之力。

【篇十三】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

  20xx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xx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xx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中。

  中国有9亿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13。所以说,“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关键词】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正文】

  一、农业问题

  第一、关于增加农业投入。

  增加农业投入这个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效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值得重新讨论。这个政策安排的出发点,仍然是把当前复杂的农村体制矛盾问题看作是农业生产问题。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农村政策的思路问题上,对所谓加强“农业投入”就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因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政策瞄准的目标并不是合适的。并且,客观上导致从90年代以来,农业的成本每年上涨10%,农业主产品生产的真实成本、亦即“地板价格”,长期在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天花板价格”上运行.

  第二、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从目前情况看,有很多地方包括农业部科技司都说农业增加值中科技进步的贡献超过40%,也就是说农业增产主要是科技投入的结果。人们都认为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农业人均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并不同步增加,科技投入与农业产出的关系似乎并不对应为正值。我们知道科技投入也意味着服务成本,最近三年的服务成本每年上涨超过9%。所以,近几年农民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和服务成本上涨有直接关系。

  二、 农村的真问题在哪里?

  根据一项直接入户调查的数据表明,最近三年,无论东部、西部还是中部,所有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已经是负值。东部因为是资本密集地区,一部分转移收益相对维持了农村稳定,而中西部地区没有这种条件,出现大量的农民撂荒,实际上意

  味着农民破产。所以,最近才有各种反映,无论是社会学界的陆学义老先生、还是湖北的镇党委书记,都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危险就在于农业投入产出多年为负值。所以我从1998年就发表文章说农业到了不可维持、农村经济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而我们现在的某些政策似乎在加剧这种不可维持的问题。

  从现行政策比较看,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连续出现4年的增长速度下降,所对应采取的政策,几乎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黄金增长并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那段政策如出一辙,政策手段真的是一样的,唯独结果相反。

  1979—1982年,国家出台了连续调整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农业主产品价格调整幅度上涨了49%,同期大规模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接着落实20xx年不变。这两项政策在90年代中期重演,从1994—1996年,也是连续3年农业基本产品价格上调105%,比上次增加了一倍;同期我们大规模落实30年不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次价格调整和体制调整双管齐下,造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次双管齐下造成的结果如何?我怎么想慎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这种现象。总之,同样的政策手段在不同的时代使用,效果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三、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一、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国民待遇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二、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三、政府措施

  国务院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的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不应该让大量的农民进城,而应该将农产品加工厂放到农村去,让农产品附加值留在农村,要让农村有更多的力量来解决教育和福利的问题。

  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当仍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寻求答案。虽然汉代农业已是遥远的过去,古为今用,汉代农业发展的各项特征,仍可为今人之借鉴。第一,公私单位应该为农业提供现代的科技,使农业生产得生物科技之赐,致力发展有价值的经济作物。第二,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乡土重建的方案,在于农业为工业配套。近年来,大陆农村也不断尝试建立农村工业,然而绩效未彰。第三,公私有企业及学术单位,均须不断提供市场资讯作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使农民不致有“赚一次,亏三年”的痛苦。第四,国家必须注意建设农村交通设施及建立供销网络,使农产品迅速进入市场。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近些年,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农村会越来越好,农民生活也会更加幸福,中国也会由农业大国转变成农业强国。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

  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最后,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党的xx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参考文献】

  《农业社会学》 朱启臻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

  《我向说实话》 李昌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xx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 孙政才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20xx

  《农业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1981-20xx 《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何增科, 周凡 主编 重庆出版社,20xx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冯海发 著 新华出版社,20xx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与途径》 叶堂林 著 新华出版社,20xx

【篇十四】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论文关键词]形势政策,公民教育

  [论文摘要]公民教育视野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公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就要求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受教育者,让青年学生在形势政策教育中受到公民教育的熏陶。

  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全面而系统地探索现代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促进现代公民教育,对于加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具重要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德育教育的理念弱化

  高校德育教育工作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提倡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然而,当下封闭性的高校德育教育缺少与社会热点的追踪,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和层次性,因此,当处于年轻气盛的高校学生在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如房价过高、贫富差距悬殊、看病难、看病贵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时,传统德育教育灌输式的方法效果不佳。

  (二)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指采用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我国公民教育会产生媚俗的影响。大众文化时代使得个体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我们批判大众文化,但却无法拒斥大众文化,例如网络上宣传暴力的游戏内容和宣传颓废精神的视频等。

  (三)公民意识培养薄弱

  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体现为高校学生对于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的认同与遵循。目前,高校存在重视公民义务教育,而忽视公民权利教育,注重的是臣属公民角色的塑造。教师作为权威,基本以大班讲课的.方式进行灌输,学生参与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此外,学生的公民参与大都是被动的,大学生往往处于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作为公民参与相关活动是被动式的,无法彰显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二、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的意义

  学校公民教育属于德育的范畴。形势政策教育的关键,在于切实把它融入公民教育的全过程,转化为当代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所谓“融入”意味着有机结合和渗透,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建设和公民教育工作不应该是“两张皮”,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才能“润物细无声”,使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内容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三、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加强我国公民教育全过程的主要途径

  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全过程,也就是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同公民教育的内容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同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注重意识培养

  应当注重增强高校学生的法制观念,提升道德品质,使他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鉴别力。同时,学校德育工作借助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对时事热点的传播,可以促进学生对多种价值文化产生思辨,以增进大学生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二)多开设相关形势政策教育讲坛、论坛

  公民意识的培养必须经历认知、情感、意向和行为的四个阶段。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建议多开设相关的形势政策教育的讲坛、论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聆听。要通过国内热点形势的阐述,引导大学生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当下可以结合建党90周年来回顾党史,重走长征路,体验国家发展等,为大学生提供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成功范例。

  (三)建立价值坐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努力发挥模范的榜样作用,特别要注重身边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可亲可信的优势,引导广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使广大学生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推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

  把形势政策教育与校园建设相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自我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要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在校园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总之,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两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回顾党史,总结经验,引领学生更好地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媒介,更好地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正是当下我们形势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赵晖.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中国公民教育目标与内容体系的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集合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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